本来与My Little Airport的女主唱约香港美食的稿子，在msn上由工作话题聊到了音乐。事前我并不知道她就是Nico，只知道是一个搞音乐的香港女孩。后来我问她是不是也搞band，她说是。我问她乐队的名字是什么，她说你肯定不会喜欢的，因为你唱“No more nice girls!” 但是我好象是大家眼睛里的nice girl但是我又不是。再三追问下她才说出乐队的名字，非常的谦逊，而我早有他们的唱片了。这其实也是Nice girls的一种气质，但是我却很欣赏他们的音乐，对这种静谧的独立流行民谣类的音乐我一向欢喜。
　　一对情侣组成的乐队一般都很搭调，如果是乐队里只有两个人的话，但凡是一个四人以上的乐队里出现情侣那结果肯定惨败。Nico兴奋地跟我讲她未来的计划，她说明年秋天会和男朋友搬来北京，要在这里发展音乐。北京对于寻梦的音乐青年来说永远是块宝地，我却越来越受不了北京恶劣的自然气候了。
　　曾几何时我也在树村住过一段时间，谢强从夜叉乐队的院子里搬走，而我就搬进了那间屋。尽管家在北京但是那种感觉太不一样了，只要用青春理想支撑的时光吃腐乳加馒头都是鱼翅之味。我的旁边住的是夜叉的胡松，对面是夜叉的大王乐，这么称呼他是因为我们的名字会在发音声被搞混。搞笑的新奇事件有两个，一，我们的贝司手伊娜上树村的黑灯公厕把大王乐两百多的骷髅zippo掉进了屎堆；二，由于我房间小我的冰箱放在胡松那，某日停电数日后他想起有份吃食还在冷冻间里，等发现的时候里面已经臭掉了，无数的小白肉芽生机勃勃地向外面的世界张望。而我们这些残酷的摇滚青年却用院子里的冷水冲它们，用刷鞋的大刷子扼杀它们。
　　在我的脑海里有架小小的8毫米，它拍下的胶片可以堆满故宫。后来几年认识的不同媒介的朋友，竟然也有住过树村的，不是摇滚家属就是文艺青年。2000年后进驻北京的音乐青年都不住平房了，改在了通县和回笼观。还记得2000年第一次在回笼观炀子家里见到了她的侄子，一个貌似刚睡醒的大男孩，染着一头棕发身材高大。那会他刚高中毕业还是某“邋遢”风格乐队的贝司手，受过几支数码硬核乐队的音乐刺激之后，就变成了电子人，而他现在的名字叫Sulumi。
　　客观的看北京现在的音乐环境和氛围比以前是要好了，我们最后一场演出前我去Mao查看设备。我没化妆穿着一件白色蓝道的Fred perry和小白球鞋，像个女学生哗哒哗哒地走在各种夸张打扮的摇滚青年中间。穿过他们我摸到了Mao的live house入口的大木门，黑灯瞎火地找到了调音师，此时正有一个乐队在台上卖力的演出。我又看见了这几个大男孩，从早期的说唱到正宗日本风朋克又到Emo和后Emo，这个乐队有太多的历史和太多的主唱。我最初认识他们是因为合租他们的排练室，在塔院那边的一个地下室我第一次见到了这班人，他们有个古怪的名字叫Tookoo。
　　那会他们在玩hip-hop一半的班底是后来的CMCB的主力，后来等大家转战到最初农科院的13音乐工作室排练的时候。Tookoo又转身变为了超正日风的朋克乐队，直到小甘加入了现在的Tookoo这支近10年风雨的乐队终于定型了。在Mao看着这几个大男孩执着地演绎着他们不断优秀进步的音乐，我的心中只有感动，我跑到台前与小甘招手大喊：“小甘”牛逼。我们伟大的北京之所以伟大，是这个吊坑永远可以滋养和韵语吊人。OK，那么就让摇着滚着的吊人们继续吊下去吧，你想吊的话就他妈的来北京好了！